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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克（法学博士、旅法媒体人）

“只有当潮水退去，你才知道谁在裸泳”——沃伦·巴菲特的这句投资经验俏皮话，似乎正适合用于盘点2022年法国大选第一阶段。3月4日18点，法国宪法委员会接受候选人保荐函的窗口时间正式关闭，这意味着此前数十名参选人“群雄并举”的局面告终，只有拿到足够数量保荐函、并按规定提交申报材料的人选，才能成为制度意义上的真正“候选人”。最终名单于3月7日公布，共有12人越过门槛，而此前一度声势浩大的某些参选人，却折戟在这道关卡前，沦为陪跑者。

这一截止期限的另一个附带后果是，很长时间以来，现任总统马克龙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宣布参选，是媒体最为津津乐道的问题，但随着截止期限临近，这种猜测也越来越失去意义。3月3日晚间，多家法国媒体同步刊发了马克龙的《致法国人的信》，他在信中正式宣布投身大选，而此时距宪法委员会的截止期限，只有不到24小时。

2022年3月7日，法国巴黎郊外城镇普瓦西的一处文化活动中心，法国总统马克龙参加首场竞选连任活动。

巴菲特的至理名言，其实只说出了部分事实。这句话没能说出的另一面是，有些候选人其实是在潮水退去之前，才匆忙套上泳裤的，更为尴尬的是，他们的泳裤是旁观者、甚至是对手抛过来的。但在计时停止前的紧要关头，他们已经顾不上许多。

按照法国法律规定，有权出具总统大选保荐函的民意代表，共有4.2万名之多，从这里面争取500人签名支持，看上去似乎是个并不算困难的任务。然而实际运作却并非如此，大部分民意代表并不愿意蹚这潭浑水，这其中涉及到政治版图的分化重组、中央-地方关系、民意代表的自由行事余地以及民主体制下“代表性的断裂”、政治运作环节中的民意基础重构问题等等。

而在这种背景下，亦可以看到问题的吊诡一面：保荐函争夺战的胜者，几乎可以确定并不是票选体制的赢家；而倒在这道制度门槛前的败者，从长远来看却未必真的失败。

保荐制：六十年历史的“旧制度”

保荐制（parrainage）是法国第五共和国于1962年引入总统直选机制的配套制度。这项制度的用意，是防止出现缺乏足够广泛代表性、或者异想天开一时兴起的候选人入场搅局，同时客观上也将候选人群体缩限在一个较小规模。

这项制度的内涵并不复杂，根据最初规定，有意参选共和国总统的候选人，须得到100名地方民意代表的保荐（1976年增加到 500名）。保荐函必须来自至少30个省，而且其中任何一省所占比例不得超过10%。自1962年以来，各地提交的保荐函由宪法委员会审核，但无须全部对外公开；2016年的改革进一步提高了透明度，规定所有保荐函均实名对外公开，供选民核查，这也成为此次大选围绕保荐制度产生风波的主要原因。

根据2021年3月29日组织法，有权出具保荐函的，包括法国参众两院议员、欧洲议会法国籍议员、各大区议会议员、各省议会议员、巴黎和里昂市议会议员、各地市长（以及巴黎、里昂和马赛三市的各区长）、各市镇联合体长官、各海外省议会成员、科西嘉/马提尼克/法属波利尼西亚/新喀里多尼亚地方政府长官等。根据法国内政部提供的数据，除去不同职位的兼任情况后，今年有权保荐的人数应为42433人。

这些民意代表不仅可以保荐正式参选者，而且严格来说可以保荐符合法定条件的任何人——即便并未参选或已经退选。例如在此次大选中，前总统奥朗德从未宣布参选（尽管一度曾经作出暗示），但也有一人保荐；而前欧盟脱欧事务谈判代表巴尼埃（Michel Barnier）未能在共和党初选中突围，但仍然收获了两封保荐函，而且都是在他退出竞选之后。

极端派别陷入尴尬

与坊间通常印象中五六名政客角逐爱丽舍宫的图景不同，总统大选的最初阶段其实是一团混战。据《巴黎人报》统计，在2月底，除在各党派初选中被淘汰或主动弃选的参选人、以及当时尚未正式宣布参选的马克龙之外，还有多达32人宣布要竞选总统，而宪法委员会官网上罗列、至少获得一份保荐函的人选，更达到60名之多。这其中大部分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除了专门的资料统计页面和地方媒体之外，很难出现在全国性大报的版面上。而保荐制的意义，正是扮演筛子角色，将大量“闲杂人等”拦在最终决选之外。

对于来自主流大党的候选人来说，征集保荐函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在任总统马克龙固然不例外，即便社会党和共和党近年来处境艰难，但由于在地方上深耕多年，也依然不成为问题。

2月1日，宪法委员会公布第一批保荐名单，在313封保荐函中，马克龙独得105封（尽管他当时还没有正式宣布参选），其次是社会党候选人伊达尔戈（Anne Hidalgo，48封）和共和党候选人佩克雷斯（Valérie Pécresse，34封）。随后，马克龙迟迟不表态正式参选，他的保荐数量也很快被佩克雷斯超过。虽然后者的民意指数一直难有起色，但她所代表的共和党在地方上具有深厚根基，这种保荐数量优势也一直保持到最终（共2636封，力压马克龙的2098封）。

对于绝大多数处于媒体视野之外的“小参选人”来说，他们费尽力气也难以得到地方民意代表的青睐，往往一天打数百个电话而一无所获。不过也有一些人物，虽然是公认的龙套角色，却因为独特的定位或诉求，而早早越过了保荐门槛。例如来自比利牛斯-大西洋省、出身牧羊人家庭的议员拉萨勒（Jean Lassalle），素来特立独行、轶事极多，他曾在议会开会时大讲“自黑”笑话，又曾公开穿黄马甲参加会议，以声援示威者，抑或在会议上用方言唱歌，反对裁撤地方上的一个宪兵分队等。虽然其立场古怪，而且近年来曾遭指控有性侵行为，却完全没有被保荐问题困扰。

此外，代表工人斗争党（LO）第三度出战大选的极左翼托派候选人阿尔托（Nathalie Arthaud），也在2月中旬就顺利拿到500封保荐函。同样早已在政治生活中处于边缘的法国共产党，由于地方网络的实力仍存，所以早在2月初就已经集齐500封保荐函，法共候选人鲁塞尔（Fabien Roussel）还为该规则辩护称，这是为了避免某些“冒险者”扰乱选举。

2022年1月22日，法国戛纳，法国极右翼总统候选人埃里克·泽穆尔在集会中讲话。

鲁塞尔眼中的“冒险者”，首当其冲的靶子就是政治光谱上的冤家对头——极右派候选人泽穆尔（éric Zemmour）。后者近一年来在媒体上大出风头，但毕竟是政坛新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媒体轰动效应兑现成保荐函，事先并不确定。他在2021年12月声称，这套制度是为了保护大党而设计，“有可能我拿不到（足够的）保荐”，到了2月20日，仍然宣称“很有可能”达不到500封保荐函的门槛（当时已经有不到300封）。

而对于同属极右阵营的国民联盟来说，虽然2017年大选杀入第二轮对决马克龙，成为该党历史上又一高光时刻，但这次的麻烦在于，2017年为该党出具保荐函的民意代表当中，多达三分之二已经离开相关职位，究其原因，国民联盟在2020年的市镇选举和2021年的省级选举中表现不如人意，导致这两级的议员人数大幅缩水。这导致原本以“大党”自居、按理说不至于为保荐函发愁的国民联盟，今年陷入了尴尬。

同样，在政治光谱上位于极左一端的“不屈法兰西”（LFI）党魁梅郎雄（Jean-Luc Mélenchon）也有类似担忧：2017年他获得了805封保荐函，但其中大部分来自于法共的地方民意代表（上次大选中法共支持梅郎雄，没有派出候选人），而此后二者的合作龃龉横生，法共不再与其合作，因此梅郎雄也需要费一番力气才能跨过门槛。

争议症结：保荐实名制

从2016年起，出具保荐函的民意代表需要实名公开。宪法委员会在网站上开辟专页，可以让选民查询到所有民意代表各自为哪些候选人提供了保荐。此举旨在增强政治生活的透明度，但同时也抑制了民意代表提供保荐的积极性。

在近年来政治极化的背景下，一部分民意代表（尤其是地方层级）对于保荐可能激起的质疑和争论心存忌惮。因为给任何候选人出具保荐并实名公开后，都可能引起相反立场选民的抗议、甚至可能造成市镇管理团队的分裂，因此他们宁可放弃保荐权，或者另辟蹊径——例如法瑞边境小城La Chapelle-Rambaud的市长将保荐函投给根本无意参选的宇航员佩斯凯（Thomas Pesquet），理由是“不想被贴上政治标签”，所以宁可投给一位大受年轻人欢迎的公众人物。更有地方上的声音抱怨，这套制度把大部分压力转移到各地市长头上，导致他们轮番遭受各路候选人的烦扰。

到二月底时，全法拥有保荐权的大约4.2万多名民意代表中，只有不到10000人发出保荐函，这一比例要明显低于此前历次大选的同期水准，因此引发了各方的议论和担忧。

在极右阵营中，一些候选人指责保荐实名公开的要求，使得一些民意代表不敢公开为他们背书。其中极富争议的泽穆尔最为典型，其团队声称，一些市长私下表示，如果保荐不公开的话，这些人原本会选择泽穆尔，但现在迫于选民压力不敢出头。一度参选但早早退出的极右小党“爱国者”（Patriotes）党魁菲利波（Florian Philippot）也曾指责，保荐制是一场“完全老旧的、被利用的、误入歧途的”制度，并呼吁尽快把民意代表保荐改成民众保荐。

国民联盟（RN）党魁勒庞（Marine Le Pen）在此前意气风发地声称自己是“唯一能对抗马克龙的候选人”之后，突然发现有可能连门槛都过不了，于是在2月21日通过视频向各地市长发出呼吁，声称自己仍然差50多封保荐函，恳请各位市长们出手相助。她声称：“如果你们（各地市长）不帮助我的话，数百万选民将被剥夺选举机会。不要让一场严重的民主丑闻发生。”

2022年3月2日，法国巴黎，在凡尔赛门德展览中心，法国总统大选候选人勒庞对媒体讲话。

2月22日，勒庞宣布暂停竞选活动，专心解决保荐问题；当天宪法委员会公布的新一批保荐名单显示，她获得了393份保荐函，距离门槛仍差100多封；而泽穆尔同一天也表示，虽然不会暂停竞选活动，但也“减少船帆”——亦即放缓其他事务，将更多精力放在争取保荐方面。

3月1日，宪法委员会公布更新版保荐名单，其中最引人瞩目的现象是，三名极右候选人——勒庞、泽穆尔和杜邦·埃尼昂（Nicolas Dupont-Aignan）都跨过了500大关，其中泽穆尔甚至发射了一枚“小卫星”，从450票蹿升到620票，力压勒庞一头。

这种结果似乎印证了此前一些政治人物的判断，他们并没有拿反对者的说辞太当回事，认为针对保荐制的争议不是第一次出现，每次大选都有人不满，但每次都有惊无险。而从事后看来，极右翼候选人选择针对保荐制度开炮，或许也不乏策略上的考虑：虽然按部就班地推进未必真的无法迈过门槛，但放低身段采取“哀兵”姿态，向支持者求援，也能间接地起到凝聚基本盘的作用。

“保荐银行”：为裸泳对手抛出泳裤

尽管一些资深政治人物认为，左右极端势力对保荐制的攻击言过其实，但中间派政党“民主运动”（MoDem）党魁贝鲁却颇为当真。他在2月10日宣布，创立一个名为“我们的民主”的网站平台（Notredémocratie.fr）作为“保荐银行”，民意代表可以签署承诺，将自己的保荐函汇聚起来，专门用于在最后关头帮助那些民调得票率超过10%、却因为种种原因以微弱差距无法集齐500封保荐函的候选人。因为超过10%理论上意味着可能会有400万选民愿意为其投票，这是一个无法忽视的民意基础。

按照贝鲁的设想，这个平台能够汇聚至少两三百封保荐函，改变某些参选人的命运。他也并不讳言，就此次选举来说，在“民调超过10%”和“可能以微弱差距无法集齐保荐函”两条标准之下，实际上主要针对的是梅郎雄、勒庞和泽穆尔三人。

贝鲁认为，此举有助于维护民主体制下的多样性，也有助于缓和选民对选举体制的质疑。他同时强调，“保荐银行”提供的支援，并不意味着对相关候选人在政治上的认同和支持。他本人就明确表示，毫无疑问他支持马克龙连任，但这并不妨碍将自己的保荐函也放入这个平台。最终，他于2月27日宣布为勒庞提供保荐。

贝鲁的倡议在政府高层也得到了响应。2月22日，总理卡斯泰在议会接受质询时，呼吁民意代表积极保荐，在他看来，“保荐某个候选人，并不自动成为政治支持的同义词，它也是一种民主行为。”

但这种姿态并非没有反对声音，社会党候选人伊达尔戈质疑总理卡斯泰称，这种举动的目的是让泽穆尔越过门槛晋级大选，“别拿我们当‘村里的傻子’对待”，泽穆尔发表反民主言论，“对国家的均衡极为危险……我们却以民主的名义来给他提供保荐，这到底是在嘲笑谁？”

此间的一个插曲是，诺曼底小城乌伊斯特勒（Ouistreham）的市长宣称，打算用抽签方式选择自己保荐的候选人，结果遭到宪法委员会的警告：保荐不能用抽签或竞价方式进行，违者可能受到刑事追诉。最终，这位市长选择保荐泽穆尔，不过同时也强调，他其实并不认同后者的理念，真正支持的是马克龙，但这位总统并不缺少保荐，“在我看来，重要的是让民主体制能够充分表达”。

保荐函并非一致从左向右流动，也有相反方向的事例。来自右派共和党的戛纳市长、同时也是“法国市长协会”（AMF）主席的利斯纳尔（David Lisnard）认为，如果梅郎雄、勒庞或者泽穆尔不能晋级选举的话，会是对民主体制的“严重打击”，于是他在2月20日将自己的保荐函投给了“距离最远”的（极左派）梅郎雄。

农夫与蛇？还是“民主阳谋”？

虽然上至贝鲁和卡斯泰，下至响应号召的小城市长，都用“民主”作为合理性论证，但在这种宏大叙事之下，从权谋角度来说，对“保荐银行”或许仍然有另外的理解维度。

一方面，仅从大选而言，将一部分机动灵活的保荐名额作为晋级大选门槛的调节杠杆，可以成为马克龙及其盟友手中的一件极微妙的政治工具。在极右阵营内部维持“二虎相争”的局面，和其中一人早早脱颖而出、收编大部分极右力量，哪种局面对马克龙更加有利？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民调支持率不相上下的泽穆尔和勒庞，如果都能通过保荐调控工具越过大选门槛，势必将在首轮投票之前陷入激烈缠斗。二者虽然都属于极右阵营，但积怨甚深，尤其是此次选战中泽穆尔大挖勒庞的墙角，连勒庞的外甥女马雷夏尔（Marion Maréchal）都“背叛”姨母、公开改换门庭，这两大派别间短时间内恐难修复关系。

更何况，二人身后还有支持率相差不多的佩克雷斯紧盯，谁能晋级次轮，目前尚在未定之数（虽然从三月初的民调来看佩克雷斯形势不妙，但乌克兰局势发酵下去，对极右派来说仍然是高风险议题）。三人中无论谁在首轮得票率上占先，都很难获得败者在次轮的全力支持（何况如果佩克雷斯落败，她基本可以肯定会支持马克龙）。因此对于马克龙及其盟友来说，第二梯队中有三人缠斗（甚至不排除梅郎雄也加入战团），应当是最乐见之事。事实上，左右阵营中都已经有人指出，马克龙阵营有意“抬升极端势力”， 以确保自己能够获胜。

另一方面，“民主”大词也并非全然空谈。如果保荐作为策略工具运用得当的话，对整个民主体制也具有“固桩”效应。

正如贝鲁等人担心的，即便若干候选人被指为具有“反民主”性质（尤其是泽穆尔和勒庞），但在现实的政治局势中，其麾下聚集了数量相当庞大、无法忽视的选民，这些选民本身未必都反对民主体制，但出于政治、社会、文化等种种因素，选择了立场极端的候选人，如果后者因为保荐制度而被拒之门外，那么无论对于这些候选人、还是他们身后的选民，可能都会产生难以预测的消极后果。前者可能会更加激进地反体制，而后者出于怨恨，也可能会有更多的“抗议性投票”，日益加剧民主体制的内部张力。

相反，当依靠对手宽宏大量才获得一条泳裤、从而避免当众裸泳的尴尬时，要反过来指责游戏不公，似乎变得更加难为情（当然不排除有些人会视之为羞辱）；同样，依靠体制的弹性变通才能跻身大选，反过来宣称自己“反体制”，也同样更难以自圆其说。正如勒庞在获得贝鲁的保荐后所承认的，“尽管我们之间有政治分歧，但他的举动旨在让我们的民主体制存续下去”。对于这位带领国民联盟走上备受争议的“体制化”道路的极右翼人物来说，这次的保荐风波，似乎无形中将其向“体制化”方向更加推进了一步。

当然，政治版图的聚散流变，最终要取决于结构性的力量，襄助保荐这样的单一事件不足以改变方向。作为政坛边缘力量，极右派不会轻易领体制之情，仍然会时时表现出“极”的一面，例如泽穆尔在拿到足够的保荐函之后，声称这根本不是贝鲁的功劳，而是其团队、尤其是改换门庭的原共和党二号人物佩勒蒂埃（Guillaume Peltier）的“决定性工作”的成果。

泽穆尔的表态或许出于其好辩本能、或许出于巩固内部军心的考虑。但无论如何，这同时也向民主体制提出了“如何自我防卫”的严肃问题：批评者会认为，政坛主流为反体制的极端势力提供帮助，可能是一厢情愿的迂腐，纯属“傻子”作派（例如社会党候选人伊达尔戈所讽刺的），会重蹈伊索寓言中“农夫与蛇”的覆辙；但贝鲁等人在意的是，即便抛开选战权谋不论，正视极端力量及其背后选民的存在，并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或许可以削弱极端力量的锋芒，防止其脱离轨道，缓和其对体制的冲击和破坏效果。这两种思路，正如历史上不同情境下反复出现的“遏制”与“接触”政策之争一样，在整体局势没有发生剧烈转变之前，仍将持续下去。

作为输家的左翼，未必一直是输家

此次围绕保荐制度的争议，更多地集中在极右政党及其候选人身上，但回头来看，极右派候选人均有惊无险地过关——只有持深右立场的国家主权派阿塞里诺（Fran?ois Asselineau）被拦在门槛之外，反倒是左翼阵营成为一大输家。

所谓左翼输家，无疑是“人民初选”（Primaire Populaire）的获胜者陶比拉（Christiane Taubira）。这位前社会党政府司法部长并没有遵循社会党的路线、去支持党内初选获胜者伊达尔戈，而是分庭抗礼，通过今年1月举行的“人民初选”获得参选合法性。但随后她在征集保荐函方面步履维艰（其团队指责社会党从中作梗），唯一支持她的政党——激进左翼党（PRG）又宣布撤回支持。到3月1日，陶比拉只获得了181封保荐函。眼看大势已去，她于征集截止到期前两天宣布退选。轰轰烈烈的“人民初选”，最终落得一场空。

2022 年 2 月 22 日，在巴黎广播电台共同举办的活动中，法国总统候选人克里斯蒂安·陶比拉接受人采访。

不过，来自极左翼“反资本主义新党”（NPA）、第三度参加大选的普图（Philippe Poutou）倒是在眼看遭遇绝境时上演了一出“胜利逃亡”。在3月3日倒数第二轮公布保荐函数量时，他仍然只有439票，但最终结果显示其在此基础上暴增了157票。这也是唯一一个在最后关头出现保荐数量井喷的候选人，不出意料的话，这很可能是贝鲁发起的“保荐银行”在看到勒庞、泽穆尔和梅郎雄都无需襄助，转而出手相助普图，将其推过门槛。

左翼的挫折、尤其是陶比拉和“人民初选”的失败，同样在政治层面上提出了不乏意义的问题：在一个日趋民主化的时代，如何协调民主诉求和制度缰绳之间的关系？陶比拉在面临败局的时候曾经质问：为什么她作为40万人参加的“人民初选”的胜者，会受制于这样一项行政程序？她甚至隐晦地指责，这项程序是反民主的。

然而，此次“人民初选”的组织工作本身就堪称一场灾难。长期以来，从法共到社会党的整个泛左翼始终有一种执念，即左翼只有团结一致、推出统一候选人，才有可能赢得大选。但目前左翼阵营分崩离析，各党均无意相让，诞生统一候选人绝无可能，因此“人民初选”就成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尝试。有些候选人甚至都不同意被列入名单，更没有承诺会尊重投票结果。而“人民初选”线上投票也因为缺乏验证程序、无法杜绝作弊而饱受诟病，其结果只是为左翼阵营又增加了一名候选人，进一步加剧了碎片化。从混沌的民主诉求，到清晰可靠的程序，再到各方恪守共识，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人民初选”的实践归于失败，但其中折射的民主化压力却依然存在。姑且不说此次总统大选中涌现出大量脱胎于“黄马甲”运动的“体制外”小候选人，他们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推行“人民创制公投”（RIC），换言之，在政治生活中给全民公投以更大发言权；而且此前“体制内”的改革也试图往同样方向上前进，例如由前总理若斯潘（Lionel Jospin）主持的“公共生活更新委员会”提交报告认为，目前的保荐制度已经“不符合现代民主体制的要求”，建议以公民签名形式取代，门槛定为15万人。2021年，社会党参议员克鲁什（Eric Kerrouche）曾提议实行混合保荐制度：民意代表的门槛数量减少到250人，同时加上15万民众签名，但执政党和右派都表示反对，最终不了了之。但即便是右派共和党的参议院议长拉舍尔（Gérard Larcher），也并未排除民众参与，他提出了三个方向的改革建议：要么采取匿名保荐制，要么采取强制保荐制，要么采取公民和民意代表相结合的体制。

从民意代表保荐逐渐过渡到公民保荐，尽管眼下看来还有诸多障碍，但和欧美社会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在线请愿、以及法国的“黑夜站立”及“黄马甲”运动一样，都隐然显示出政治生活进一步民主化的内在压力和动力。而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同样有“无条件基本收入”（Revenu de base）此前被讥为天方夜谭，现在却在多国进入论证和试验阶段。风起于青萍之末，2022年围绕总统大选保荐制的风波，或许也在一团喧嚣中，预示了未来的某些新迹象。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施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