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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敌人，已伴随人类数千年。在人类历史上，死于疫病的人数远高于死于战争或其他自然灾害的人数。中华民族繁衍了几千年，也是抗击疾病的历史。金、元、明、清疫病频发，其中鼠疫、伤寒、天花、白喉、猩红热等危害最大。纵向回顾疫情应对史，是为了让读者对文明进步和社会完善有信心，以更积极的态度应对当下。

明北京六次大瘟疫

春天很流行

据《析津志》记载，金朝建燕城，由于工期紧，被征收的农民工劳动艰苦，夏季炎热，生活条件差，导致患者增多，最终爆发瘟疫。

面对严重的疫情，海陵王完颜亮在下诏的同时，让宫廷内的御药院和尚药局积极治疗，并命中了周围500英里内的医生。由于防疫得当，疫情终于得到控制，中都城建设如期完成。

据《元史》记载，元大多有三次大瘟疫。第一次在皇庆二年(1313年)；第二次在正十四年(1354年)；第三次在正十八年(1358年)，书中说:北京师范大学饥饿疫……，病人遍街巷，死者相枕。可见死亡人数相当惊人。

明朝北京瘟疫发生12年，大致分布在京城、京畿道、顺义、通州、延庆、良乡、昌平、密云等地。

嘉靖二十年(1541年)，北京爆发疾病。嘉靖皇帝亲自开发了《济疫小饮子方》，授予所司，服从济民，并要求官员向民间发放处方。可见平日不上朝的嘉靖皇帝重视疫情。

明万历十年(1582年)4月，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华中发生大规模瘟疫。《明神宗实录》载:京城内外灾害流行，人民死亡众多。通州志说：万历十年春，通州大疫，比屋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瘟疫史上被称为大头瘟，也被称为大头风，其特点是患者头红肿、发热、发病迅速、传染性强。

万历十五年(1587年)五月发生疫情，京城共接收医治病患者达109590人。

明天七年(1627年)和崇祯七年(1634年)，由于天花流行，北京郊区设有避痘所，隔离患者。

崇祯十四年(1641年)7月丁亥时，北京非常疫情，病人就近离开，在寺庙和空间，不靠近人，以避免感染。

崇祯十六年(1643年)，京师疫情发生，夏羲在《明通鉴》中记载：京师大疫，死者不算。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为疙瘩病……大疫，人鬼混杂。死亡枕借，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殡。可见当时疫情极其严重，达到无人收尸的境地。疫情持续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当大瘟疫来临时，人们非常害怕。许多感染者邀请萨满巫师回家治疗病人，而不是治疗。

明朝北京六次大瘟疫在春季流行，最早是正月，最晚是五月，也就是说，公历从2月到6月。因此，瘟疫的流行时间值得注意。当然，瘟疫流行两三年的例子也很少见。

1793年，北京发生鼠疫

虽然使用了明代名医张景岳

方法还是无法治疗

瘟疫发生在清代17年，大致分布在京城、京畿道、通州、延庆、平谷、昌平等地。事实上，当时北京每年都有恶性传染病，但并没有大规模流行。

痘疹又称天花，是一种严重的传染病。清朝定都北京后，采取措施隔离患者。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曾令：凡城中出痘的人，即行驱逐。在城外40里东西南北各定一个村，让它住。

北京天花发生在清顺治18年(1661年)。当时连宫里都有疫情。孝庄文皇后赶紧让人把三个感染的小太监送出宫门，放在西郊的一座寺庙里隔离。一百天内不允许入宫，三天一报。”

清朝第一位皇帝顺治死于天花，年仅24岁。

康熙小时候，为了防天花，被隔离在福佑宫。康熙从三岁到五岁，在那里被隔离了三年。

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皇帝命令内务府寻找治疗痤疮皮疹的医生，并获得了两位医术高超的医生朱春鹏和陈天祥，为王子和孙子接种痤疮皮疹疫苗，治愈他们的痤疮皮疹。此后，人痘接种术进一步普及，痘疹得到控制。

同在康熙二十年，热河木兰围场开始兴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兴建承德避暑山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预防蒙古和西藏痤疮等传染病的流行。由于游牧区空气清新，人烟稀少，而中原地区人烟密集。他们在北京水土不服，有更多的感染机会。蒙藏王公、喇嘛在避暑山庄或木兰围场朝圣，可降低感染概率。

乾隆时期，一方面实行人痘接种，另一方面积极采取隔离措施避免感染。乾隆三年(1738年)十一月，甚至规定，补任官职时，未出痘者暂不得升职。

清乾隆58年(1793年)，北京发生鼠疫。纪晓岚在《读微草堂笔记》中说:明朝北京著名医生张景岳和吴又可的治疗方法也无法治愈瘟疫。

清朝嘉庆年间，有查痘章京官职，专门做痘疹防疫检查。在后来发表的《海记》中，记载凡有海船回国，各国船到本国，必须先遣人检查是否有痘痘。如果有，就不允许进入，只有痘痘愈合后才能进入香港。”

光绪二年(1876年)春，喉风在北京爆发。谭嗣同曾在文章中说，当时因病死亡的人很多，甚至每天出城的棺材也经常切断城门的交通。这种瘟疫在历史上被记为喉风，被现代医学称为白喉。

光绪28年6月(1902年)，京津地区大规模暴发霍乱。由于潜伏期短，传染性强，发病突然，患者发病前无症状。突然发病后，短者一两个小时半天左右死亡，长者仅一两天死亡。几天内就形成了发病高峰，每天死人数不胜数，一时心慌。6月初十日，直隶总督袁世凯在给幕僚徐世昌的信中说：最近疫情大作，伤人很多。”

《清史稿》记载了全国149起瘟疫，但总的来说，清朝北京没有元大都、明北京那么大的瘟疫。其中一个原因是清朝京师的瘟疫防治措施优于元明。

康熙反对巫师跳神治疗

提倡科学应对疫情

六百多年来，北京在预防和控制大瘟疫方面取得了很多经验。特别是在清朝，由于害怕痤疮（天花），特别注意疾病的防疫。

乾隆年间，政府在石板上刻录了瘟疫的预防知识和简单的处方，并将其放置在首都的胡同口，以示人民。

历史上，北京街道上有许多水井。为了防止瘟疫污染水源，一旦发生疫情，特别是鼠疫，五城兵马司的主要任务是封盖井窝（即卖水的水店），防止老鼠和病瘤（病毒）落入并污染水源。疏浚沟渠，及时排放城市污水。

由于没有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元大都和明北京已经流行了九次大瘟疫。清朝康熙年间，天花在北京流行。康熙皇帝命令在广宁门(今广安门)外设立避痘所，隔离患者，减少疫情蔓延。后来，在京城东西南北四方，各定一村，患有痘痘的人聚集在一起隔离。所以，清朝在当时疫情出现时，多采取“离间法”，即今天所说的“隔离法”。一种是收容式隔离，即在寺庙和空旷的地方专门开设病人坊，收治传染病患者。另一种是强制隔离，即官方或地方在疫情区封锁各进出道路，派兵丁守卫。

疫情发生时，康熙不赞成找萨满巫师跳神，而是用科学的方法治疗。他患有疟疾，皇家医生长期治疗无效。传教士用奎宁(金鸡纳霜)治愈了他。后来臣民患疟疾，康熙介绍用这种药，效果很好。从此，他对医学、药学、解剖学和生理学感兴趣，并请传教士讲课，并在宫廷中建立了实验室。

古代发生大的瘟疫，京城的居民除了恐慌，还会尽其所能进行应对。郎中会拿出药方，行善者会出资给病人买药；有号召力的人会叫大家买棺材埋死人。邻居、亲友，也会解囊相助，扶弱济困。有时候，皇室亲戚、朝廷官员等，也会捐钱救灾。

元大都是一个拥有60多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商人和传教士来自欧洲和亚洲。元大都市的大瘟疫发生在1358年，比欧洲的黑死病晚7年，这与当时的防疫有关。所以瘟疫的传播与防治具有国际性。

瘟疫的流行必然会影响社会经济。疫情期间，原本隐藏的社会矛盾会更加明显，甚至加剧。元顺帝、崇祯帝不懂这个道理，加剧了原本严重的社会矛盾，民变四起，后果严重。灾后，清朝开明的皇帝总是采取救济、减税、开义仓、粥厂等救济措施，缓解社会矛盾，尽快恢复社会生产。

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北京发生瘟疫。康熙皇帝命令官员在疫区发放银二，以埋葬死者，避免腐尸传播疾病。还让大兴、万平设立粥厂救助疫民。

清末设立防疫总局

《传染病预防章程》颁布

清宣统第一年(1909年)颁布了《传染病预防章程》。第一条为本章所谓传染病，包括霍乱、瘟疫、痘疹、白喉等易传染病。第三条有传染病或者因传染病死者的，应当当当日迅速向巡警局报告。第四条传染病患者应当按照巡警局的指示使用清洁消毒方法。第十一条医生在诊断传染病时，必须向家起诉消毒清洁法，并立即向巡警局报告。清洗方法有：清洗、清洗、疏浚、搬运。消毒方法有：焚烧消毒、蒸汽消毒、石灰消毒、药品消毒等。

宣统二年(1910年)12月，肺鼠疫在东北大流行，疫情迅速蔓延。吉林省和黑龙江省死亡39679人，占当时两省人口的1.7%，尤其是哈尔滨。

为防止疫情传入首都，民政部于次年正月初九拨款组织临时防疫总局，地址位于钱粮胡同内城官医院，分局4家，防疫病房、隔离室、防疫诊所先后设在永定门、右安门外。

除了黑龙江和吉林的死亡人数外，东北鼠疫也引发了肺炎流行，死亡人数超过6万人。在此期间，从海外归来的西医博士伍连德被聘为全权总医官，深入疫区领导防治。

1911年1月，伍连德在哈尔滨成立了第一家鼠疫研究所，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患者等多种防控措施。他很快控制了疫情，花了近四个月的时间终于扑灭了震惊中外鼠疫的流行。

民国时期

逐步完善北京卫生防疫管理体系

民国时期，1912年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和卫生委员会。北京市疫情防治机构为北京师范大学警察局卫生办公室，负责道路清洁、卫生防疫、医院管理等事务。逐步形成了北京现代医学史上传染病治疗和疫情防控机制。

1914年冬季，北京出现猩红热、白喉、痧疹等疾病。为应对突发疫情，1915年，内务部在北京设立了临时防疫处，并在东四牌楼十条胡同设立了北京师范传染病医院。同时，发布了《临时防疫办事规则》和《临时防疫处防疫规则》，迅速遏制了疫情蔓延。

1916年，北洋政府公布了《传染病预防条例》。吴连德是北京中央医院院长，1918年在北京成立。1919年，内务部在北京设立了中央防疫办公室，主要开发痤疮、疫苗、血清等生物学产品，防止传染病、调查和扑灭。中央防疫办公室成立后，与北京市政府合作，通过宣传和免费接种疫苗，积极参与北京的疫情防治，在遏制北京疫情流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9年，霍乱在哈尔滨流行，当时人口13.5万的城市有4808人死亡。伍连德利用直辖医院治疗了近2000名霍乱病人。1920年，东北鼠疫再次流行，伍连德采取了一系列防疫措施控制疫情，但仍有约1万人死亡。由于北京防控得当，上述疫情没有受到重大影响。

1925年5月，中央防疫处商准京师警察厅在左二区设立公共卫生事务所，防疫科负责疫情调查和疫苗接种。

1928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了《传染病防治条例》和《传染病防治清洁消毒办法》，规定传染病患者（或疑似传染病患者或因传染病死亡）的亲属和接触人在发现患者后24小时内向当地卫生主管部门报告。甲长、警察、医生、护士应在发现后24小时内向卫生主管部门报告传染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