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9日，成都女大学生李欢向四川警方举报父母从事传销，并将自己卧底父母所在的“中绿”传销组织窝点所记录的大量文字、图片和录音资料，交给了警方。
10月23日，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从北京前往四川，对李欢父母进行反传销“解救”工作。李欢父母表示，不再进入传销组织。
当李欢父母正在接受反传销“解救”工作的同时，新京报记者“潜伏”其加入的“中绿传销”，发现“中绿传销”在“李欢事件”后，为躲避查处，迅速变换窝点，将原本集中居住的传销人员分散到秦皇岛市的各大小区，将“中绿”的名字改为“中国商务商会”，将原本的“众筹模式”变为“分享经济”。传销头目鼓吹打造“中产阶级”，渲染“西方经济侵略”，以此来增强内部凝聚力；伪造“国家政策”，通过展示黄金等财富，来维持谎言。实际上，传销组织并无产品，也无实体，依托民间资本累积财富，讲师口中的赚钱模式仍是拉人头入会，“投2900元赚130万”成了组织上下的目标。
有传销高层表示，在秦皇岛有数万人参与传销，分别以家庭为单位租住在各小区。为了躲避查处，该组织严格控制新人进入，新人进入后需要接受“组织”检查。
10月25日，传销组织“中国商务商会”在秦皇岛一酒店包下宴会厅，宴请数百名成员，并在宴会上展示金牌，给大家洗脑。 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第一课：“讲师”的经历
李欢举报事件后，秦皇岛中绿传销组织不再集中住宿，其中一个据点搬到秦皇岛海港区海怡学府小区12栋1单元13层某室。来自新疆哈密的王建民夫妇及其哥哥王建军租住在此。
10月23日，新京报记者作为入会新人，被送到王建民处暂住。
虽然房间只有寥寥几件家具，为了接待新人，王建民购置一张木床摆放在客厅，屋内还种了几株花草。40多岁的王建军躺在床上，看着写在墙壁上的“赚钱模式”，兄弟王建民与其相互分析其中的利润，显得“自信满满”。
王建民一家负责对海怡学府小区内新传销人员进行宣讲工作。
王建民作为“讲师”，给新人的第一课就是讲自己为何进入“组织”。今年年初，他刚来秦皇岛时，哥哥王建华向他画图讲解“投资2900元如何收获130万元”，“投资的钱虽然不多，但是要通过拉人头才能获利，这不是传销才怪，”王建民不信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当天夜晚，王建民趁人不注意，独自买票回了新疆老家，从此和哥哥王建华暂停了联系。但在今年8月份的一天，一张王建华拥抱数十万现金、戴着大金链子的照片，勾起了王建民的欲望，他带上媳妇和老父亲，再次来到秦皇岛。
在这一家人中，大哥王建华极具说话权，通过他的介绍，王家四兄弟加上其80多岁的老父亲等6人离开新疆来到秦皇岛，谋求“暴富”。
王建民经过王建华介绍加盟“平台”，学习“纯资本运作”。按照平台内教授的邀约话术，不断地邀约新人加入，获取分成。
王建民一家也是“中绿传销”组织改名为“中国商务商会”后，发展速度最快的家庭之一。这个家庭里的最高“领导”王建华是传销组织的操盘手之一，行踪难觅，即便是面对王建民等亲兄弟，王建华的住址和关于其在传销组织内的具体工作，“也是不能打听的”。
新京报记者发现，王建华所在的“中国商务商会”，属于新兴的“南派传销”。相对于以往以发展下线兜售实物、控制人身自由为特点的“北派传销”，南派传销以“纯资本运作”、大打感情牌、畅谈人生发财梦为最大特点。
60多岁的刘文君是“中国商务商会”传销组织里的老成员，10月23日上午，刘文君带了一个名叫程岚的新人，想请王建民讲讲课，看到记者和程岚两位新人，王建民很热情、很爽快地答应下来。
10月23日，一名女“讲师”在租住的房子里，给成员讲授如何拉人头赚钱。 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洗脑：“忍辱负重的突击队”
程岚出生于1976年，家在四川大竹县一个偏僻的村庄。一个月前，程岚与丈夫感情出现问题，一气之下独自外出务工后结识刘文君，通过长时间的接触，刘文君将程岚介绍到秦皇岛，视作下线，鼓动其参与传销。
新人会观看传销组织的宣传视频，其中秦皇岛圆梦园作为文化观光区，却被传销组织利用，曲解其中建筑的含义，号称是国家暗地支持，暗箱操作的映射。公园里的潘长江和姚明雕像，也被曲解为两人通过这个模式后成功的纪念雕像，以表示“平台”暗藏的巨大潜力。
王建民告诉记者，圆梦园的一切都在映射着“平台”的发展动态，是每个入会新人必定要去瞻仰的“圣地”。比如从“棺材”造型的火车站，寓意此地升官发财；圆梦园中的“石制沙发”，象征着“平台”是以寝室、家庭为单位进行运作。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圆梦园曾就此发过严正声明，指出有人盗取圆梦园的名义，涉传销之事。
在记者到来之前，传销组织的人已带着程岚游览了圆梦园，向她介绍秦皇岛的“运作热潮”。整个过程中，传销组织的人员请程岚吃饭、付车费，让因感情问题离开家门的程岚，在这里体会到“温暖”。
在程岚和记者动心后，王建民的工作则转移到论证“平台”的合法性上。
这是他必须向新人介绍的内容，他能从金融政策说到沿海城市的地域优势，再从国家安危谈到“平台使命”。这一阶段，要让新人相信“平台”背后是“有国家支持的”。而“国家支持”的原因是为了对抗“西方的经济侵略，创造7亿人口的中产阶级”。
王建民的解释里，还提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在经济领域打压中国，“平台”在民间从事资本运作，从而富国强民，以对抗侵略。
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王建民又举例，“每月有超过500人的会议在秦皇岛召开，从来不用报备，当地政府不知道？一定会知道。大量的资金流入银行会不知道？会知道。大量的人用实名制购买车票进入秦皇岛，会不知道？会知道。”王建民向记者和程岚介绍，“这是国家在默许，国家特殊的政策在操控。”
“我们是得到政府的私底下支持的，是为了国家经济忍辱负重的突击队。”王建民告诉程岚和记者。
程岚有些相信了。
发财梦：当了“大家长”就有了130万
10月23日上午10时左右，王建民在客厅的墙壁上挂上两张长方形的塑料壁画，将白色的底作为黑板，贴在墙上。王建民手拿马克笔，在墙上写下“中国分享经济”六个字。
王建民向程岚和记者介绍说，“模式运行了21年，全国有87支队伍在操作，光是秦皇岛就有几十万人在做。”
和以往的传销模式一样，王建民向记者和程岚讲述的赚钱模式依然是基于五级三晋制的拉人头模式。“只要投资2900元，就可以在平台中运作，之后再介绍两人加入，自己可以升级拿到返点工资，”王建民在墙上画出拉人头模式的树状图，按照一带二的形式，呈几何倍增的发展方式去发展下线，使得自身升级获取资金。
按照王建民讲述的模式，中国商务商会分为五个级别，依次排序为业务员、组长、主任、科长、经理。当到达经理级别后，可以选择出局，拿走树状图底下所有资金的52%。“按照正常发展，6到12个月，至少可以拿走130万元，最多可拿到2000多万。”王建民一边说着，一边在墙上写下“130万”几个字。
王建民强调，等到成为统领393个下线的经理级大家长时，最低130万也就进入了腰包。整个过程中没有产品，所有的资金都来自于发展层的2900元，“交了2900元，排队不干活保准赚大钱，别人也能把你推到领导层，这就是‘分享经济’。”
声情并茂，是王建民讲课的特色，这得益于哥哥王建华。
王建华教他如何利用讲课调动新成员对金钱和成功的欲望。这些手段都集中在话术手册中，传销组织为其取名“分享经济运作流程”。这些话术手册在传销组织最高领导——经理手中。王建民虽然和经理王建华是亲兄弟，“但是也不能破坏传销组织的规矩，阅读话术手册”。
程岚在王建民面前表现出将信将疑，王建民就拿出大哥王建华的例子作为教材。
“他现在每天最低有好几万的进账，平台还定制了500克的大金牌作为工作牌，手上戴着金表”。
在这个传销组织里，新成员能见到很多戴着金项链、金戒指和金手表的人。“就是要让他们展示出来激励新成员。”在一次聊天中，王建华向记者描述。
“别人能成功，你为什么不行？”王建华也经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反问那些表现出赚钱欲望的新成员们，“出国游，吃国宴，喝茅台，开豪车，这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10月23日，传销组织的一男一女专程到车站接作为新人的记者。 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家法”：危及平台就“清理门户”
在“中绿”传销没改名的时候，传销组织内有句俗语：十年打工辛辛苦苦；十年经商忙忙碌碌；一年中绿光宗耀祖。“想要光宗耀祖，必须学会在平台里听话照做，”王建华对新人有这样的硬性要求，反之则有“家法”对待。
在中国商务商会传销组织里，有五种人不能参与：未满18周岁；当地人；外国人和在职公务员；网上在逃犯；刑事犯罪人。这是“家法”中的硬性规定。
“家法”还规定，在寝室里，不论谁的新朋友，大家要全心全意地投入，做到把别人的新朋友当做自己的亲戚，随时调节气氛，笑声不断，要新人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彰显出极高的亲和力。
王建华作为传销组织的最高“领导”，在和下线聊天时，明确说，“不要当着新朋友的面玩手机，接打电话，可以到阳台或者寝室接打电话，决不能当着新朋友的面去打邀约电话，不能互窜寝室。”
60多岁的刘文君曾当着新人的面打过电话。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就打开了房门，结果发现是“平台”派人来查房。刘文君当场被罚了200元，理由是她破坏了“平台”制定的规矩。
对于胆敢违反“家法”的人，平台会毫不犹豫地清理门户。2018年夏天，刘文君介绍进来的一名广东籍男子因为喝酒误事，与小区保安打架，就被“平台”劝退。
相对于对“酗酒、赌博、吸毒、偷窃”私德的管理，“平台”对于危及平台生存的“杂音”的管理更为严格。
吉林的张凤兰是2017年初被朋友邀约到秦皇岛参与传销的，和王建华的级别一样，她也达到经理级别。不过她不是通过发展下线，而是将全部身家60多万元投入到“平台”，摇身一变成为经理。然而，好景不长，她发现自己带领的很多下线，因赚不到钱而闹离婚、妻离子散、想自杀，她幡然醒悟，但为时已晚。她说自己想跟发起人于光明摊牌，但最终却因此被“隔离”了，穷困潦倒的她，从高档小区搬到离秦皇岛市中心较远的一个回迁房内，每天起早贪黑地去餐饮店打工，一天挣一百来块钱，凑足每月2000多元的房租费。
10月24日晚，秦皇岛市海港区下着小雨，冷风吹过，冰冷又刺骨。曾为最高级别经理的张凤兰下班后，缩着脖子，顶着细雨，骑着电动车消失在夜色当中。
炫富宴：传销经理展示金牌大谈“成功学”
就在曾经的经理张凤兰顶着冷雨落魄回家时，王建华和另外三位经理，在秦皇岛一家饭店内开办酒席，宴请十多名新成员。
王建民称，“这个会叫做‘见现实’。”
新京报记者参与其中发现，这场酒宴实则为另一个洗脑手段，算是“炫富宴席”。
王建华作为资历最新的经理，首先发言。他在饭桌上和其他三位经理先后介绍了自己，从经商失败、投入行业、赚到大钱、分析模式、大谈成功学。和王建华一样，每个经理的发言都在一个“公式”里。
席间，经理们为了让新成员相信“平台”能赚上大钱。王建华带头，从包里取出一个金色工作牌向在座的新老成员展示。“这是今年8月份上经理级别后，‘平台’给我们定制的黄金工作牌，这是给的奖励，只要上了经理，都会有，”王建华把金牌递给刘文君。刘文君将其戴在脖子上，俯下身来轻声向记者说：“听说这一条金链子重500克呢。”
当记者刚接过牌子的时候，王建华走了过来，直接从记者手中取走。
对于这样的模式，上了半辈子班的刘文君喜出望外，她坚信再来20年，也不会赚到这么多钱。然而，交了2900元的刘文君自从来到秦皇岛后，也拉来了多个亲戚朋友，却没有拿到一分钱。
这只是一场小型宴席，还有更大规模的宴会，等着传销组织里的新老会员。
10月25日晚上，秦皇岛市海港区四星级的首旅京伦酒店内，“创始人”于光明及王建华等十余名经理为了庆祝下线升级到经理级别，特意包下一个宴会厅，设宴款待新老成员400余人。首旅京伦酒店工作人员介绍，这样一场会议需要交纳近3万元人民币。
进入宴会厅的人要遵循“平台”指定的规矩，需要进行检查，不能带手机入内，不能录像，不能拍照。王建军负责对会场进行管理。
新京报记者在宴会现场发现，先是经理们上台分别演讲，每个人都按照话术公式自报家门、讲述经历、讨论成功的原因。最后，每人展示出手上的金牌，向台下的新老成员呐喊，“我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
台下的人沸腾起来，随着背景音乐鼓掌呐喊。
在张凤兰看来，这是一场大型的炫富大会，也是一场集中的大型洗脑会。
10月24日，几个“经理”邀请新人吃饭，一女子试戴“组织”给“经理”发的金牌。 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入会：被表妹拉下水的“满单主任”
当晚宴会结束后，新成员李艳表示，“还好之前满单进入。”
所谓“满单”，就是一下交了15份最低入会费（43500元），直接跳级成为“主任”级别。就在晚宴之前，记者也亲历了李艳向传销组织交钱的过程。
当日下午，在海怡学府小区12栋1单元13层某室内，王建民拿来一份“中国分享经济经销商申购单”放在客厅的桌上。“加入平台必须要有仪式，要有考官，填写表格的时候不能填错，否则罚款50元，”王建民说。
考官王娜是李艳的表妹，一个月前加入传销组织，也是李艳的“推荐人”。说白了，就是王娜将表姐李艳拉进了传销。
为了这场仪式，王娜身穿白色衬衫，系着红色领带，左手放在右手上，置于小腹，端坐着。客厅的王娜目视前方，一言不发，面前的茶几旁放着三把椅子。而其他人则在卧室里等候仪式的开始。
“咚咚咚”，王建民先敲了房门。
“请进，”王娜说。
王建民走了过来，和她握了手，问候一句，“您好！”
“您好！请坐。”
后面的六个人一个接一个进来，王娜和他们重复着上述动作。众人坐下后，客厅极其安静。
“今天受平台委托，对你进行考试，考试之前，问你两个与考试无关的问题，在你考察的这几天，有没有人用强制性的手段、语言强迫你做不愿意做的事情？”王娜按照程序先发言。
“没有。”李艳回复。
“我们的行业暂时不被亲人和朋友所理解，你有多大的信心从这里走出去？”
“百分之一百。”李艳说。
一系列的程序过后，李艳签下自己的名字，按了手印。王娜收起表姐李艳递过来的银行卡说：“以后你拿回来的，将是千千万万个2900元。”
（文中程岚、王建华、王建军、王建民、刘文君、张凤兰、李艳、李旭、于光明、王娜均为化名）
【内幕揭秘】
传销头目：编写公式洗脑操控资金盘
“中绿”传销组织因被曝光改名“中国商务商会”后，继续打着“分享经济”的旗号在民间拉人头集资。
在记者卧底期间接触的各级别“领导”中，一些因传销而陷入困境的人自称幡然醒悟，向记者描述传销组织骗人内幕：谎言邀约新人，编织暴富梦洗脑，撰写全套话术操控资金盘。
10月27日，一名被骗进传销组织的女士，向记者展示向传销组织交钱时签订的“中国分享经济经销商申购单”照片。 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被“隔离”的传销经理们
2016年底，吉林人张凤兰在海南的生意失败，经过朋友的介绍，她来到秦皇岛考察项目，想另谋生路。
根据张凤兰描述，在当时推荐人于光明的鼓动下，她了解到拉人头致富的赚钱模式，后来她发现进入的是传销组织。“一开始投了十几万进去，想赚回来，就跟着做了，”张凤兰回忆，于光明和其他几个经理建立资金盘后，开始疯狂拉下线，“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拉了200多人。”
后来，有记者卧底进入“中绿”传销组织，于光明手中的一条线被执法部门端掉。“他开始低调一些，让没被抓的人分散居住，”张凤兰说，为了避免再次被打传办查处，于光明制定规则，“一套房里的居住人数不要超过五个，有人敲门不要开，必须电话通知后才开门。”
进入平台两年，张凤兰前后总计投入了60多万元。自己也曾拿到过钱，但是并没有超过投资的成本。后来，她发现她所带领的下线越来越多，“很多人赚不到钱，有闹离婚的、有妻离子散的、有失踪的、有想自杀的。”张凤兰意识到，“这个平台最大的危害是在伤害人的思维，创造更多的‘难民’去满足金字塔顶端的人。”
根据张凤兰回忆，今年6月，她约于光明在秦皇岛一家酒店见面，谈准备离开传销组织一事。因为投入巨额成本，张凤兰想让于光明退总投资成本的一半，30万元。
“一开始，他（于光明）是答应的，”张凤兰描述，“后来再联系于光明就没信儿了，电话也不接，人也找不到。”
张凤兰被“隔离”了。
辽宁人宋华芳也是“经理”之一。她在2016年底来到秦皇岛，加入传销组织。在将儿子结婚用的30多万元投入进去后，到目前为止，宋华芳一分钱也没收到。
她曾找到过于光明夫妇理论，“为什么平台没按照规则给她发工资。”宋华芳回忆当时的情景，“他（于光明）们夫妻二人一开始说给我查账，到最后直接失去联系。”
114页的《分享经济运作流程》
作为曾经的组织最高职级“经理”之一，张凤兰参与过洗脑话术的编写，“洗脑的电脑资料是经理以下级别的人不能看到的东西，那里面记录了从邀约到骗人交钱的整个环节。”
张凤兰说，洗脑话术又叫做《分享经济运作流程》，分为上、下两册，洗脑话术由A4纸打印，全卷共114页，封面是圆梦园公园大门照片。
新京报记者翻阅洗脑话术发现，上册主要包括“分享经济”、“分享经济运作流程”、“分享经济运作宏观概述讲稿”、“制度讲稿”、“考试题”等十四个章节。在这些章节里，均被冠以“国家政策”、“暗中扶持”、“打造7亿中产阶级”等词汇、语句作为骗人幌子。
在《分享经济运作流程》一章节中，新京报记者发现传销组织对“见现实”的解读为：现实求证，成功人士现身说法，包括去茶楼、酒楼小规模交流以及酒会，与成功人士分享。“这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宋华芳说。
“中国商务商会”传销组织在邀约新人来的时候，需要设计谎言。在洗脑话术中，提出明确要求：根据邀约的方式不同，设计不同的揭谎稿，话要适度，以揭谎对方能接受，能使对方快速地稳定下来为上，语言不能急，要流畅巧妙。
而在下册中，传销组织设计好了“开课”、“主持”、“带人”、“公司的四大杀手”、“运作模式”等23个章节。
新京报记者翻开“主持”章节内容发现，上面记录的问答式话语与在卧底期间经历的宴会上如出一辙。甚至连“经理”们讲话的内容也是照搬洗脑话术上的内容作为模板。
“说到底，这些传销组织的唯一目的就是想让新人交钱，自己赚钱，至于下线，连哄带骗。” 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说。
传销组织“中国商务商会”印制的传销手册。 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难觅踪迹的传销高层
张凤兰和宋华芳表电脑示，她们在对“平台”提出异议后，均被平台“拉黑”。
她们想去找于光明理论，想讨回自己投资的巨额资金。“但是一次次地被拒绝，到现在，人都找不到”。
新京报记者在卧底期间发现，本该是全体新老成员参加的酒宴，张凤兰和宋华芳均未出席。“他让手下的人不要通知我们，让我们和他断开联系，有什么活动也不告诉我们。”宋华芳称，她和张凤兰一样，失去了平台的联系，也无法找到于光明，两人加起来的近100万元全打了水漂。
于光明和王建华有意阻止张凤兰和宋华芳参加活动以及各类会议。这在新京报记者卧底期间得以验证。10月25日下午4时，当刘文君提出想去参加在首旅京伦酒店召开的酒宴时，被王建民和王建华兄弟四人拒绝。王建民私下告知刘文君，“如果你要去的话，大家都去不了。”
“他们（王建华四兄弟）知道我和她们（张凤兰和宋华芳）有联系，所以提防着我。”刘文君说，于光明在躲着她们，“生怕她们惹出事端，导致窝点被端”。
没有人知道于光明和王建华的具体住所，只是每当有超过两个新人加入“平台”时，他们才出现在“洗脑”的会场上。
记者卧底期间，王建华曾表示于光明是大连城建局的干部，但记者核实，大连城建局根本没这个人。
“经理们所有的行动都是临时通知，没有规律，”宋华芳说，自从上次被中央电视台曝光后，于光明等人就换了住所，“现在住在哪里，根本不知道”。
“李欢事件”后，“每次进来一个新成员，王家那几个弟兄就会在趁人不注意的时候翻人家带来的行李，还会检查新人的手机，”刘文君说，这是为了预防记者和公安的卧底。
10月23日上午，新京报记者卧底进入上述传销组织。在外出购买洗漱用品的近一个小时后发现，记者放在王建民家里的包裹被挪动位置，包里的衣服存在被翻动的痕迹。
升级换代的传销方式
2006年，在经历过传销陷阱后，李旭成了一名反传销人士。他自费建立了中国民间反传销协会，并担任会长。
过去十多年里，李旭的协会每天都能接到上百个求助电电脑话，咨询如何预防和应对传销，他也被媒体称为“民间反传销第一人”。
李旭介绍，随着国家的不断打击，近几年来，南派传销将这套“纯资本运作”传销变种为“民间互助理财体系”（燕郊传销组织的一种模式）后，又在秦皇岛变为“分享经济”。李旭在对李欢父母进行反洗脑工作时了解到，“中绿”传销组织又把43500元的入门费用，降低到一单2900元和满单（15单）43500元的模式，从而形成了投资成本更低的新型变种传销。
在这个传销系统里，不限制人身自由、严格控制扰民，绝对不发展本地人，参与者又能自由消费。李旭表示，这些不同以往的传销手段，都能让传销者不断地拉来新人，而不被发现，也正因为这样的一个管理模式，王建民和其他人将这个定义为“透明的分享经济项目”。
很多受害者被洗脑后，一步步地变成“加害者”。
李旭说，在传销里面的小头目，都是曾经的受害者。他们有双重身份，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在没有洗脑之前，他算是一个受害者。当他被洗脑以后，他也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加害者了。
“打击传销的法律门槛太高，处罚太轻，取证非常困难，传销组织屡打不绝”。李旭介绍，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对参与传销的人是以批评教育为主，顶多就是遣散。“遣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被洗脑了，执迷不悟，你打不散、赶不走。治标不治本。除非抓头目，摧网络，把头目抓了，自然底下就散了”。
（文中涉传销人士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游天燚 实习生 张慧
编辑 甘浩 程磊 校对 杨许丽 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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